徐蕊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为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增添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纵观西方治理之策，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带来了利益格局的输赢分化，需要有社会本位、类本位的价值观予以补充。习近平共同价值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坚持的是集体主义原则，张扬的是类本位意识，是对个体本位的超越，具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论品格，体现了不忘实现人类解放的初心。共同价值理念一方面强调面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着力促成价值共识，寻找利益交汇点的现实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人类作为类主体，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达成存在其可能性。可见，价值共识与共同利益的达成是实然与应然，现实关照与理论自觉的统一。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共同价值理念反映了中国是推动全球文明秩序构建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彰显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意识，体现了其宏大高远的视域广度。
（一）不忘初心的历史维度：天下为公与利益共享
共同价值理念具有不忘初心的历史维度，表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继承，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论品格的弘扬，对实现人类解放初心的坚守。作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共同价值“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在‘求大同’的基础上搁置了制度、文化及价值上的分歧”[1]。它启示来者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傲慢，以利益主体的大多数为出发点，谋求合作共识，促成价值认同，实现利益共享。
共同价值理念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创新和发展了中华文明智慧。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组成的文化共同体，遵循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体现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中华文化中的“恕道”思想强调彼此互为主体，主体之间承认差异、相互平等、和而不同。这一思想内蕴着彼此尊重、平等相处、换位思考、仁爱和合、天下大同的人道精神与人文追求，镌刻着 “天人合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仁心和善”的崇高智慧。所以共同价值继承了“和”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表达。“文明与文化在包容中前行，包容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才有前进的动力源泉。”[2]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思维蕴含的包容性，有助于纠正当前某些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摒弃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共同价值将中华文化的思维特长运用于全球治理，为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转变提供了可能。
“天下为公”最早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原意是天下是公众的，要心系民众。后来人们将其内涵外延至国家由民众所有，政治由民众所管，利益由民众所享，强调了以公平、正义的方式战胜私欲，并促进人们在交往中以小我成就大我，致力于国家事业。它不仅是为政者修身立德的价值准则，也是治理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所以 “天下为公”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尚公”的品格。《礼记·礼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段话告诉人们，“公”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做到了“公”，天下方可和谐，执政者才可以得天下。在国际社会中，共同价值强调只有做到天下为公，坚持世界历史是由世界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世界的和谐与稳定才会有保障，人们的利益才能充分实现。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上，合理的国际秩序是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标准不是由少数发达国家说了算，应建立在公正、有序、和谐的基础上，汇集各方意见，普惠各方利益。共同价值秉持“天下为公”理念，破解当前全球治理困境，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带动力和积极性，为全球治理贡献治理思维和中国力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共同价值理念不忘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初心，它启示来者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摒弃输赢分化的利益格局，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实现自身利益辩证统一起来。故而，共同价值坚持的是集体主义原则，张扬的是类本位意识，是对个体本位的超越。这种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人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它是运用共同价值理念把人类从利益纷争、输赢分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面对意识形态之争、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疫情肆虐等问题，共同价值强调各国之间发展的关联性，利益融合的紧密性，这种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为人类解决价值冲突，摆脱发展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解放提供了全新思路，是人类摆脱发展乏力，解放于发展困境的最优解。共同价值理念蕴含共同体意识和协作意识，指引人们从“利己主义”利益观中解放出来，不断增进共同利益因素，“厚植共同利益因子，形成共同体意识，达成合作共识”[3]。
（二）理性思辨的思考深度：理论自觉与现实关照
共同价值理念一方面强调面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着力促成价值共识，寻找利益交汇点的现实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人类作为类主体，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达成存在其可能性。可见，价值共识与共同利益的达成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促成了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携手起来共同化解现时代的风险与挑战，因此，现时代的人类共同利益应运而生。当代全球性问题种类繁多，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金融风险、恐怖主义、新冠疫情等在全球仍在蔓延，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国家都不可能退守到封闭发展的孤岛去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危机，更加需要各国形成有作为的合力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换言之，全球问题能否通过各国合力克服和解决，关乎人类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关乎当代人类能否结成名副其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人类共同价值因当代人类根本利益的出现成为现实，但是这种实然的共同价值绝非应然的价值共识。一方面，这种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不是人类自觉建构出来的，而是由于全球性的问题结成了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实然的价值共识与现实之间存在张力。西方发达国家所兜售的“普世价值”造成了全球发展的严重失衡，现存的世界秩序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现了严重撕裂，无意间催生了人们结成命运共同体。所以，在现时代关照现实的同时，应有一种建构共同价值的理论自觉与价值共识，从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趋向公平化。构建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实际上是实然的命运与共迈向应然的命运共同体，即由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着共同威胁结成的利益共同体转化为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共同价值理念通过理性辩证的角度，分析了共同利益实然与应然的存在状态，在关照现实的同时，做到了理论自觉。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共同价值增进和强化人类命运与共的类意识。实然的共同利益是资本扩张引起的全球性问题，自发形成了解决问题的联盟，不是人类为了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自觉结成的共同利益。应然的共同利益是自为建构的，“它是按照共赢共享的理念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只能是人类自觉构建的结果。”[4]因此，共同利益要实现从实然向应然转化，必须唤醒人类共同体意识，自觉地参与全球的分工合作，自觉地建构人类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共同价值理念认识到实然的共同利益不是人类的宿命，在实然的共同利益之外还有应然的利益共同体，即以实现全人类繁荣与发展，符合世界人民共同愿望的命运共同体。同样，应然的利益共同体不是以对抗问题的出现而结成的利益联合体，而是以肯定人类命运与共的形式结成的共同利益联盟体。共同利益由实然向应然的转化，并不意味着拒绝解决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求世界各国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尽量减少国与国间的矛盾与冲突，坚持平等协商、对话合作，自觉地建构人类利益共同体。
当今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各种世界性问题给人类发展带来诸多困扰。宏观层面，全球性新冠疫情增加了世界发展不稳定因素，部分大国利用地缘政治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微观层面，人与人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疏离感、陌生感呈现渐增的态势。共同价值理念既是对人的现实关照，也是对时代问题的现实回应，它的构建离不开利益的基础性支撑。现实利益勾织起了联通各国的无形之网，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主张了一种新的国际‘义利观’”[5]，以共同价值理念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国际“义利观”，适应新的全球化，而不是抵制全球化发展大势，做到理论与现实关照相结合，使人类结成应然的共同体，共同促进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宏大高远的视域广度：命运与共与使命担当
共同价值理念的提出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它是针对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治理现代化相对落后，霸权主义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等问题提出来的。公平正义的缺失会带来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利益鸿沟难以调适，严重影响和谐稳定因素。治理现代化滞后会削弱解决发展难题的积极性，影响国家的复兴和世界的繁荣。西方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双重标准，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导致国际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如不破解这些阻碍国家现代化和世界向前发展的难题，人类只能陷入全球治理失衡的恶性循环，更谈不上国家的稳定和世界的和谐。正是出于对问题的揭示，才使得各国之间有了解决问题的共同需求，各主权国家被结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共同价值理念反映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文明秩序构建的担当意识。共同价值是全球性共识性理念，放眼于全球视野，体现了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勇于面对问题迎难而上，而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勇于担负起世界秩序的重建，而不是搞一家独大，输赢分争。
西方某些大国为世界输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别国利益。这种以邻为壑实现个体利益的行为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相背离。而共同价值为世界贡献的是集体主义利益观，主张将个体发展利益与整体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人类发展模式。共同价值是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文明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的“中国方案”。“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国要科学研判、妥善应对，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有效的方向发展。”[6]中国是推动建构平等、包容、普惠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坚持了命运与共的使命担当精神，为构建新型全球利益格局贡献中国智慧。
共同价值理念本质上是和谐共生理念的彰显。人的类意识是产生共生关系的前提，共生意识是形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的基础，是联系共同体成员的坚实纽带。“人的社会共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孤立、静止地存”[7]，因此人类活动具有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社会历史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实践活动的集合体，社会发展呈现出整体性。共生意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的充分认识，唯有社会成员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到他人的生存、发展，才能走出动物的丛林法则，才能树立共同体意识，体验到命运与共的和谐状态。同样，社会成员只有深刻领悟到人类和谐共生的关系，才会自觉地与其他成员结成共同体，为实现彼此的进步而增加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要考虑到与世界各国的共生关系，将共生思维运用于全球治理，决定了共同价值提出的必要性。共同价值承认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和共生思维的互利性，它摒弃一国发展成为别国压迫、一方受益成为另一方受损的输赢博弈，提倡全面协作、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将自身利益融入到世界整体利益当中，将世界各国的利益彼此勾连，发挥负责任大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积极作用，发挥其带动力和影响力，动员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新型全球化的捍卫，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反对和抵制。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欧美国家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群”“毁约”等事件的发生，去全球化的苗头越来越明显。新型全球化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治理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但是一些欧美国家去全球化的行为是逃避问题，规避风险的表现。逆全球化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升级，曾经的“地球村”概念被逆全球化思潮所覆盖，将世界面临的问题简单的归咎于全球化。实则困扰世界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而是指导处理国家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出了问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实践中衍生的文化霸权主义影响了世界和平稳定的秩序，为世界带来了众多战乱与麻烦。逆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只有世界各国携手起来，以集体力和团结力应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才能助力新型全球化，才能为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增加正能量。共同价值的提出无疑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捍卫，也显示了中国坚定全球化的决心。共同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彰显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担当意识，是对共促发展、共谋繁荣的使命召唤。
